我所反复提到的温和的土壤和温和的环境可以从两个层次上来理解：一方面温和的土壤是推进法治和程序正义的前提条件，因为遍地不公、到处残酷的情况会直接导致民众走向偏激、极端和中重度民粹化，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民众认同程序正义的法治理念，他们也没法保持理智，甚至会出现对法治有认同却迫于无奈地只要结果、不要程序和法治的情况。

现实生活中的人，是具有有限理性的人。实际上，对受害人可能构成伤害的人或力量很多，有可能是政府，有可能是企业家、财团，还可能是黑社会，还可能是民间的强人（既没有黑社会背景也没有官方背景的强人），还可能是草根、弱者（因为弱者之间也可能互相摧残，这种相互摧残的悲惨程度有时候也令人吃惊），还可能是因肤色、种族、民族身份而引发伤害（例如印度独立时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血腥仇杀）……其实完全可以发挥想象力和思考能力用穷举法把各种可能伤害受害者的人或力量都列举出来，这其实说明了一个问题，侵权事件中的加害人有很多种来源和很多种可能性，这其中的一部分人或力量是可以用法律加以限制的，也有一部分人或力量是难以用法律加以限制的。

某国或某一地域共同体用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获取资源，也即是形成了不同的体制。换句话说，这十二种解决问题的办法都能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人们的需要，这些不同的机制之间是相互竞争的关系。获取这些资源的方式也随着时代的发展由少到多。那么，当这些情况愈演愈烈之后，民众是怎么思考这些问题，又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呢？答案是令人痛心的，那就是：要么寄希望于权力，要么民粹，要么直接使用过激的暴力等手段。中国的法律人在这种竞争中只有切实地帮人们解决问题，赢得一般民众对法律规则更多的信任，才能为程序正义和法律规则争取到更多的发言权和公信力。

可以满足个体和群体生存发展需要的物，统称为资源。例1，某个居民区自然产生一个威望较高的强人，如果他伤害了你，你即便可以用法律维权也未必会去这样做，因为得罪这个人有可能使自己在当地的人际关系受损，不利于自己在当地的生存，于是被迫隐忍。事实证明，在无限的外在诱惑面前，在人性彰露无遗的贪婪，自私，冷漠面前，在严重滑坡却无法自救的道德面前，想通过跟黑心企业谈道德谈行业自律来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是行不通的。

政府的交流缺位或者薄弱的交流力度给媒体以炒作的机会，从而产生涟漪效应，导致消费者认识更加混乱，使消极影响扩大到政治和国际贸易等更广泛的层面。这样一个环节压榨下一个环节，当有环节出现超额利润时，就意味着下一个环节所得利润肯定会受到影响。此外，我国低税率现在还主要是针对一些农产品、食用植物油和鲜奶，不含其它普通食品。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政府不能及时开展风险交流工作，反应速度慢，信息不完整。

食品安全中的道德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冲击所致，解决起来当然也需要了解市场规律并遵循市场规律，因势利导。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我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明确规定了食品安全信息的统一发布制度，其主要目的在于避免日常生活中遭遇或者可能遭遇食品安全风险时，由于信息不对称、信息发布主体不一、信息发布渠道混乱而造成的公众恐慌。

而质检则认为商品最后是要销售的，应该去找工商部门。同时，有了明确的惩罚原则和先例，法律就会起到教育作用和预警作用，让其他人不敢这么做，毕竟法律制裁的最终目的不是惩罚，而是保护公民健康。被发现了，赔一小笔，那当然就选择做了。而有奖举报制度遵循了市场交易中等价有偿原则，更容易激发人们追求正义打击犯罪的欲望。

1加大惩罚力度目前食品领域形势不容乐观，道德滑坡实为严重，适度惩罚机制的适用土壤已悄悄恶化：一系列压榨已经使生产商所得利润极小，若此时的惩罚力度还保持适度状态而不加大力度，就往往能够让生产商滋生一丝博取暴利机遇的邪恶念头，所以惩罚力度应加大。它本身是一个合格的添加剂，但如果用在不合适的地方，就会产生难以预计的食品安全问题。所以对于这些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很有必要加大惩罚力度。食品执法应规范，严格监管制度，严格惩罚制度。

该险由食品流通领域经营企业投保并缴纳保险费，主要承担食品销售企业由于疏忽和过失致使消费者食物中毒或食源性疾病，或食品中有异物，造成消费者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保险公司在限额内予以补偿。比如有些人买东西的时候喜欢买又红又亮的苹果，又红又大的草莓，其实那些是打过蜡或用过激素的，而大多数人都不知道长在树上的苹果正常是什么样子的，是否有必要在消费者中普及这方面的知识？比如超市卖的水果都得拍张水果的原本样子的照片，让大家知道水果未经粉饰长什么样。

其次，食品销售企业财务压力也得到分散。比如现在的牛肉膏，它本身是一个合格的添加剂，把它放在牛肉汤里可以，但是放在猪肉里让猪肉变牛肉或放在腐败变质的肉里来遮味道，这就要出问题了。

查处期间对企业生产行为要求要严格。只有建立健全了一套严密可行的法律保护体系，让法律的阳光普照食品领域，我们的食品安全才有保障。[3]此外，立法对于完善企业自治和政府监管也会产生显著影响，从而间接影响到食品安全的保护水平。《界定公共利益完善法律规范》[J].《法制日报》，2004[3]程国平，方苏立。惩罚机制的经济意义在于使保持诚信的外部性内在化，使人们在其经济行为中充分考虑到不诚信带来的惩罚后果，提高不诚信行为的经济成本，使其行为无利可图，使其行为趋向守信。同时，对歪曲真相、诬陷好人的被救助者，也要进行惩戒。

如果不能对媒体实行个人归责，即当媒体恶意夸大有关群众利益的事实造成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时，严惩媒体主要负责人，政府的正义之声极有可能被媒体狂轰乱炸之声淹没。可见，监管部门的检验确是个技术活，需要审慎对待。

染色馒头事件发生时，有的超市不把馒头就地销毁，而是退给生产商，退回去后风险就转移到生产商上了，超市不承担损失，可以说是只赚不赔。比如一个产品既有生产又有销售，如何去理解？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会认为问题出现在生产环节，应该找质检。

（二）以因势利导为立法原则庖丁解牛之所以不费吹灰之力且游刃有余，是因为其熟谙客观规律，并遵循客观规律。这倒是可以鼓励一下消费者协会或者建立一个网站来普及消费者的知识。

如婴儿奶粉此类虽不属于生活基本品，但与生活基本品同样重要的食品，国家是否可以考虑在增值税１３％的低税率和一个１７％的普通税率[6]选择时，将其纳入１３％的低税率中。创造学习的新思路[J].人民日报，1998[6]《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法》[M].中国法律[7]《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卫生法》[M].中国法律[8]《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卫生法》 [M].中国法律[9]赵正群。道德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冲击所致，解决起来也需要遵循市场规律。《交际费、食粮费情报公开诉讼及其意义――日本行政诉讼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发展》[J].《行政法论丛》，2002 进入专题： 食品安全 。

1合理分配产供销在商品流通环节的利润我国的食品商品价格并不便宜，但质量却堪忧，性价比异常偏低。而送检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一）一旦发现严惩不贷现在非法生产和销售食品的企业是这样一个情况，我做这件事，没被发现，发一大笔。第三块是餐饮环节，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管理。

[2]在我国食品安全领域，如守法经营行为正如救助人一样是一种稀缺的正义与善良的行为，这就需要公权力机关以多种方式予以激励，比如每年度评选一次守法经营企业，并予以重金奖励。三、加大食品企业违法犯罪成本企业对食品安全问题应承担主要责任是毋庸置疑的。

这种激励既有利益推动的功能，又有损失补偿的功能。[9]当然，还有两大原因似乎并不能因此得到解决。国外有个善良的《撒玛利亚好人法》[4]，规定救人者在一般情况下，对救人的后果不承担法律责任。食品立法应完善，要以积极向善为价值取向，以因势利导为立法原则。

近年来的食品安全事件有不少发生在免检产品，驰名商标，老牌企业领域里，就是因为政府在执法时实际放松了对此类企业产品的检验，人们心中无形降低了对这类企业的诚信标准。1 超市直接对消费者负责现在食品销售者在明知的情况下销售不合格食品，消费者可以主张十倍赔偿，但是无法证明销售者不明知的话怎么办，而且消费者也很难找到生产商。

在我国大部分超市入场要交上柜费，生产商要和超市进行利润分成，并且超市的回款账期也会比较长，定期进行的促销费用也交由生产商支付。我们不能单靠依赖企业的道德良知，而应从法律上对企业行为予以规制，一方面需要对违法行为严厉打击以儆效尤，另一方面也需要对疑似行为予以警示防患于未然。

现在刑法修订后对食品安全量刑幅度也不低，如果掺入有毒有害物品，比照销售假药处理，最高可判到死刑。税收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而在如今食品安全问题愈演愈烈之际，如果能降低一些生活必需品如大米、油上的税收，让点利润出来，给生产企业更多的利润空间，就能降低生活必需品生产商的成本，减少其通过违法犯罪来节省成本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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